面相學起源與發(fā)展講解之兩漢時期為相術(shù)的熱潮

兩漢時期為相術(shù)的熱潮，漢朝的建立，是出身農(nóng)戶的劉邦帶領(lǐng)一幫來自各階層特別是平民階層的“猛士”在腥風血雨中撕打出來的。一個莊稼漢猛然間龍袍加身，一批出身游士、狗屠、吹鼓手、布販、車夫、流氓、強盜的漢子，如陳平、焚噲、周勃、灌嬰、婁敬、韓信、彭越之流，一躍而成為統(tǒng)治階級的最上層。
 

這一活生生的事實對春秋戰(zhàn)國以來已經(jīng)失勢的以血緣親疏定貴賤的天帝命論更是一個巨大的打擊。為了充實官僚機構(gòu)，漢高祖又征召天下賢士到京師分派官職，從軍官吏也按功績大小，規(guī)定各種待遇，這樣，士人有了做官的盼頭，士卒有了升遷的希望。西漢還設(shè)太學，從士人學子中培養(yǎng)官僚，士人學子從此有了從政并躋身上層的機會。漢武帝對招納人才更為重視，以至于四處覓覽，異人并出。東漢士人做官又有公府辟召、舉孝廉等途徑。但這些政治制度、仕進制度的改革，以及統(tǒng)治階級內(nèi)部為爭奪權(quán)力的人事變動，總要造成許多人仕途際遇的不同，成功者的喜悅，落難者的頹喪和希冀，馬上引起了人們的感慨和思考，有的人不能從社會人事中尋找原因，只好以命的厚薄、氣運的順逆聊以自慰，或者為得官失職而思忖自己命運的吉兇。
 

這種社會環(huán)境和精神狀態(tài)又為相術(shù)的發(fā)展和看相習俗的風行創(chuàng)造了合適的溫床，從而釀成了中國自春秋以來的第一次相術(shù)熱潮。秦漢是個翻天覆地的大變革時代，個人命運的變化最為顯著，這對相術(shù)的發(fā)展最為有利。僅劉邦一家，就有種種的看相記載，除了我們前面說過的一老人給劉邦妻兒看相的故事，還有很多的說法。如《漢書·高帝紀》說劉邦形相甚異，高鼻龍顙，美荔髯，左腿有七十二顆痣。又說他當亭長時，單父人呂公因避仇來到沛縣令家，沛縣的豪杰官吏聽說縣令家來了貴客，都云拜賀，當時蕭何主掌宴會，規(guī)定送賀禮不滿一千錢的人坐于堂下，劉邦不揣一文，謊稱送賀禮萬錢，由于他平時常耍無賴，所有的客人都瞧不起他，但卻被精于相術(shù)的呂公看破，認為他的相貌貴不可言，急忙出門恭迎，邀之上座，說“臣少好相人，相人多矣，無如季相”，并不顧妻子反對，將地位甚高的沛縣令都求之不得的女兒呂雉許以為妻。
 

這樣的相命之說，在漢代史籍中比比皆是，且一個比一個神異。但凡漢代發(fā)跡顯達的人，如漢丞相周亞夫、長平侯衛(wèi)青、寵臣鄧通、吳王濞、淮南王英布、漢將軍李廣、丞相黃霸、御史大夫倪憲、美男子陳平等等都有這樣一類相命的記載。

東漢，相術(shù)更加普遍，據(jù)《后漢書》記載，甚至連皇帝挑選后富貴人、美人、宮女、采女，都要派遣宮廷官員帶著相工“于洛陽鄉(xiāng)中閱視良家童女，年十三以上，二十以下姿色端麗，合法相者，載還后官，擇視可否，乃可登御”。至于皇后，往往都是事先相士言中的大貴人。如明德皇后，耒人宮時，太夫人讓相士為她看相，相者相后驚嘆地說：“我必為此女稱臣。”章德竇皇后“數(shù)呼相士問息耗，見后皆言當大尊貴，非臣妾容貌”。安思閻皇后13歲時，有個名叫芳通的相士見后，驚恐得拜賀再三，說她的相貌為“日角偃月”，為他從未見過的極貴的人。
 

這些命相之說，在此時的文藝作品中也有反映。漢末建安十出現(xiàn)的中國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敘事長詩《孔雀東南飛》中，江府小吏焦仲卿的母親執(zhí)意要休掉自己的兒媳婦劉氏，拆散這對恩愛夫妻，焦仲卿唯一能用來同殘酷的封建禮教抗爭的武器，竟是無奈的祈求“兒已薄祿相，幸復得此婦”?？梢姶藭r相命風氣的盛行和它在普通人心中的地位。
 

看相的風俗已經(jīng)是相當?shù)卮竞瘢藗儗ο嗝拿詰僦鸩降搅丝駸岬牡夭?。熱衷于此的人們甚至進一步聯(lián)想，把相命的內(nèi)容還融合到與人相關(guān)的物件上，發(fā)明了由印璽看人命運的“相印法”，由手版、玉笏看人命相的“相笏法”、“相手版法”等，真是到了癡狂可笑的地步。

兩漢相術(shù)熱的顯著標志

兩漢相術(shù)熱的另一個顯著標志，就是相術(shù)理論的初建。如《漢書·藝文志》中就載有相人類24卷．又據(jù)《懷慶府志》記載，僅著名相士許負就著有相書《德器歌》、《五宮雜論》、《聽聲相形》諸種?？上н@些著作已經(jīng)散逸，不復得見了了。但可以肯定的是，相術(shù)理論在西漢已得到了初步的整理。
 

如果說西漢的命學理論的初建，過多于形而下的總結(jié)的話，那么，到了東漢經(jīng)王充的元氣說哲學理論的概括，中國的相術(shù)才有了明確的哲學根基，并一下子上升到了哲學的高度，成了中國古代哲學的一個變種。
 

王充《論衡》是一部充滿唯物主義精神的哲學論著。王充認為，構(gòu)成世界的基礎(chǔ)是“氣”，又稱“元氣”，萬物因此而生，由于“氣性不均”而物體不同，天與地都是有形的實體，“含氣之自然也”。天地無始無終，不生不死，沒有生命和感覺。“天道自然無為”，不可能創(chuàng)造萬物，“天地合氣，萬物自生”，根本沒有造物主。天不了解人的語言，不可能實行賞罰，“人不能以行感天，天亦不能隨行人”。

這本是一種進步的唯物主義的自然觀，但他機械地將自然的必然性用來類推社會人事，陷入了神秘的宿命論的自然命定論。他認為國家安危治亂、個人貴賤貧富都是偶然的機遇，由無法解釋的“命”所決定，而人的“命”，包括貴賤、貧富、賢愚，取決于受之自然，稟氣而生的骨相。他在《論衡·骨相篇》指出：
“人日命難知。命甚易知。知之何用？用之骨體。人命稟于天，則有表候于體。”
“案骨節(jié)之法，察皮膚之理，以審人之性命，無不應者。”
“故知命之工，察骨體之正，睹富貴貧財，猶人見盤孟之器，知所設(shè)用也……富貴之骨，不遇貧賤之苦，貧賤之相，不遇富貴之樂。”
 

這就是說，要知道一個人的“命”，只要觀察他的骨骼形體及皮膚紋路，就能作出靈驗的判斷。骨相既然是自然生就，稟氣而成，它決定了一個人一生的結(jié)局，生就富貴骨相的人，不會遭受貧賤之苦；生就貧賤骨相的人，不會享受到富貴之樂。
 

東漢末年的王符也持這種“骨相”觀，他所著《潛夫論·相列篇》指出：
“夫骨法為祿相表，氣色為吉兇候，部位為年時。”

這里，“骨法”干脆就被喻為“祿相”的表征，可見“骨法”對于命相的重要。

王充的“元氣說”和“骨相觀”是對董仲舒“天命觀”的有力抨擊，雖然從哲學意義上說陷入了唯心主義命定論的泥坑，但從相術(shù)的意義來說，元氣說和骨相觀與當時的看相潮流甚為合轍，或者說是看相風俗的理論抽象。正是以這種理論為基礎(chǔ)，相術(shù)逐步發(fā)展了自己的自然命定論?；谶@種理論，后世的相書往往開宗明義地寫道：“凡人受氣懷胎，皆稟五行。只日男，雙日女，得其偏者形骨必俗，票其粹者神氣必全。形有厚薄，故福有淺深，神有明暗，故識有智愚。雖吉兇貴賤紛論不齊，故神見于動作，形備于骨法，善惡有相，可得而知。”
 

相術(shù)由“奇形即圣人”到“形氣”、“骨相”之說，再到明確地將“稟氣說”作為自己的理論基礎(chǔ)，這是相術(shù)自身發(fā)展的規(guī)律和漢代盛行的特定的文化氛圍使然，尤其是《呂氏春秋》、《淮南子》的宇宙圖式和董仲舒“大人相副”說的出現(xiàn)，都對相術(shù)的發(fā)展產(chǎn)生了重要影響。
 

王充的“稟氣說”的出現(xiàn)，相術(shù)開始自覺地整理自己的理論，看相習俗以更加快的速度彌漫于民間?？梢哉f，兩漢是相術(shù)產(chǎn)生質(zhì)變飛躍的自覺時代。